疫情至今，张文宏医生的走红，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那些以专业的素养和接地气的语言直面公众的医生。
而在此之前，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业余从事医学科普最早、投入精力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临床医生，恐怕非杨秉辉莫属。
因为儿时一个未被解答的疑问，杨秉辉投入为大众解答无数疑问的事业，直到今日仍然笔耕不辍。
有人说，一颗仁者之心、一身医者之术、一支生花妙笔，是热衷于医学科普、健康教育工作的杨秉辉的成功“秘诀”。而这个公开的“秘诀”，感动着无数受惠的人，也启发着更多有志于此的同道中人。
杨秉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医院院长、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床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等。
什么叫“干酪样病灶”
少年时，杨秉辉偶然查出患有肺结核。那时，他刚上初二。
摄片报告上“浸润性病变”“干酪样病灶”等字眼，让少年杨秉辉很是奇怪：灶是烧饭用的，肺里怎么有了“病灶”？
拿了片子去看专家，杨秉辉问：什么叫作“干酪样病灶”？没想到一个毛孩子会这么问，专家愣了一下：“小孩子问这个做什么？拿我开的药方配药吃就会好的。”
少年杨秉辉的病果然好了，但心里的疑问却一直没“好”。等他大致弄明白“干酪样病灶”到底是什么时，已经是好几年后了———那时，他是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的一名学生。
年，杨秉辉从上医毕业，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尽管资历尚浅，但杨秉辉颇受病人欢迎，原因很简单———他总愿意跟病人多讲几句，还适时给点鼓励。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一直这么重视和病人的互动？
杨秉辉：我体会到病人有这个需要，因为我自己也生过病。人一旦生病，他的精神、心理活动必定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疾病的关心必定是最基本的反应。
过去曾有一种说法：“医生是人类肉体的工程师。”其实，人的肉体和人的精神、人的心理活动是分不开的。我一直觉得，医生治病不同于工程师修机器，因为人是有思想活动的。要让病人多多少少了解他生的疾病，他才能认真配合治疗，治疗的效果也才会好。所以，从做医生的第一年开始，我就愿意和病人多说几句。
我曾长期从事肝癌防治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科学家发现甲胎蛋白（AFP）可以诊断肝癌，医院肝癌研究组就进行了实验，发现果然如此，于是想把这一发现运用在肝癌筛查上。当时，江苏启东是肝癌高发区，我和同事们就到启东做肝癌筛查，在那里待了一年。
解放周末：当时人们对肝癌的了解处于怎样的水平？
杨秉辉：在上海等大城市，普遍都是“谈癌色变”，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启东当地肝癌高发，农民们都见过肝癌的严重后果，但对这个病缺乏了解，因此讳莫如深。当地人甚至不愿提到这个病的名字，而是称之为“老们子”（老东西、老家伙之意）。
我们去普查，他们就逃避，甚至敌视，认为我们是在咒他生“老们子”；甲胎蛋白查出阳性了，他们很不理解：我能吃饭、能干活，怎么可能生了癌？劝他们接受手术，他们认为肝脏是“血库”，一做手术必定大出血……当时，我们检查出了一批甲胎蛋白阳性病人，其中有一些拒绝进一步诊断、治疗，过了大约8个月，先后出现黄疸、腹水，错过了治疗良机，终于不治。
在启东的这段工作经历对我触动很大。验一滴血就可诊断出早期肝癌，若能手术切除，这样一种严重的疾病便有可能治愈，这种科技不可谓不高明。但如果病人不理解、不配合，那再先进、再高明的技术也等于“零”。
解放周末：正因为此，科学技术应该普及，为人服务的医学科技更应该向民众广而告之。
杨秉辉：是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能利用的媒体很少，我就到农村公社的广播站做广播，回上海后又到大型工厂出黑板报，宣传肝癌防治知识。
当时，上海一家大型工厂的一位朱姓工人，经检查查出甲胎蛋白阳性。我们准备安排他进一步诊治，他却害怕得不辞而别，躲回老家去了。得知情况后，我便给他写信，向他普及“早期肝癌可治”的知识，劝他来院治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写了四五封信，医院，做了手术。结果他很快恢复了健康，此后逢人便说：“杨医生十八道金牌把我的命招回来了。”
所以说，我是源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觉得向民众普及医学知识是医生应尽之责。自那以后，我与医学科普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结束，《科学大众》《科学生活》《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逐步复刊，我便向这些杂志投稿。发表后还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向我诉说患病后的痛苦，询问治疗的方法，更使我感到媒体的力量和医生的责任。
有个词叫“乐此不疲”
上海人熟悉杨秉辉的声音甚于形象。
那些年，每到周日中午，把收音机调至千赫，听杨秉辉“名医坐堂”，是许多上海人的习惯和惦念。
杨秉辉与电波结缘，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一档名为“医药顾问”的电台节目常邀请专家就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第一次受邀，杨秉辉回答的是“癌症病人能不能吃鸡”。他从鸡肉的营养价值讲到饮食与癌症的关系，讲到在启东发现鸭肝癌却未发现鸡肝癌……这个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吸引了大批农民的磁性嗓音，又一次吸引了收音机前的无数听众。
年4月1日，杨秉辉坐到了广播电台录音室的话筒前，开始了他的业余主持人生涯，也在无意间首开了医学人士“跨界”担任主持人之先河。
解放周末：当时，医院“坐诊”，业余时间要在电台“坐堂”，是怎么兼顾的？
杨秉辉：那时，“医药顾问”节目采用录播形式，每周两个讲题。我每月去设在北京东路2号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次，在录音间工作3小时左右，录好够一个月播出的节目。
录制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先的准备确实要花不少精力。最早，编辑从听众来信里选定话题，由我讲。后来他们索性将听众来信交给我，由我从中选取有普遍意义的讲题播讲。一般的内科疾病、肿瘤等问题都由我讲解。我不熟悉的专科疾病或没有足够把握的讲题，就邀请相关专家主讲，我负责引导、总结。
解放周末：医院副院长、院长，担子重，工作忙，为何始终没有放弃电台的这份“兼职”？
杨秉辉：有个词叫“乐此不疲”，一个人在做喜欢做的事情时，通常不会觉得太辛苦。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名实双收、令人向往的名头。但当时，我只是一个业余主持人，而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一档节目仅有几块钱劳务费。每次前往电台录音，医院的公务，医院公车，而是骑自行车前往。有次被公交车碰撞，还受了点轻伤，但我也不介意，就这样持续了多年。
讲座中的杨秉辉贺佳颖图
后来工作实在繁忙，在我的建议下，医院朱明德教授与我共同担任主持人。“医药顾问”改为“名医坐堂”后，从录播改为直播，更受听众喜爱，要求也更高。电台又邀请了多名医学专家轮流担任主持。后来，我逐步减少了参与，年基本结束了将近20年的业余主持人的工作。
解放周末：在电波中“坐堂”医院里“坐堂”有何不同？
杨秉辉：在医院里的工作是治病救人，在电台做医药节目主持人，告诉广大听众如何防病、治病，也是治病救人，而且大大扩展了受益面。在医院里能接触到的都是已经生了病的人，至多还有他们的家属；在电台的工作则是造福了千千万万的听众，使他们在不经意的情况下避免了许多疾病的发生或者促进了病体的康复。主持电台节目带给广大民众实际的好处，必定胜过医院给人看病。
那些年，我常常收到病人的来信，有求医问药的，也有许多表示感谢的。一次，一位素未谋面的病人写信给我，说他是在上海务工的苏北籍人士，一次在十六铺轮船码头坐船，听到我在广播中说到便血的人应作直肠指检，以免疏漏了直肠癌的可能性。他那时正有便血，原以为是痔疮发作，没有介意。但听我说得有理，便退了船票，到医院一查，果然是直肠癌，不过尚在早期，手术切除后已经康复，因此特地写信致谢。
一次我乘出租车，司机听我的声音问道：“你就是电台里的杨医生吧？”这司机对我说：“你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真谢谢你啊！”下车时他执意不收我车费，令我十分感动。为社会做了一点小事，得到这样的回馈，人生一世，夫复何求？
不能总是“百问”“千问”
最早将自己医院同事时，有人提醒杨秉辉：“杨医生，你写这种东西做什么？”言外之意———多写点论文岂不更好？
杨秉辉理解对方的好意，但终究还是“乐此不疲”，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一发而不可收了。
40余年来，究竟写了多少医学科普文章？杨秉辉自己“毛估估”，正式发表的大概有千篇以上。他还编著了医学科普书籍40余册，其中有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图书。令人想不到的是，他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医学科普小说和两部短篇医学科普小说集。
如今，82岁的杨秉辉开辟了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