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终极功能是什么？教科书上的回答是，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三大功能。这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在事实上，今天的文学理论在强调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三大功能时，文学作为语言符号的精神救疗功能这一最古老、最重要的功能却被忽略了。在后现代语境中，被科学主义所排斥的文化概念如巫师、巫医、巫术、神话、咒语、咒术仪式等，以及这类概念与各民族本土文学艺术、医学传统的原生联系问题，获得了再认识、再发现的机缘。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指出：“作家并不是病人，更确切地说，他是医生，他自己的医生，世界的医生。世界是所有症状的总和，而疾病与人混同起来。于是，文学似乎是一项健康的事业。”德勒兹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将作家称为“医生”，把文学视为“一项健康的事业”，恰到好处地突出了文学的治疗功能。
自年《亚鲁王》史诗被发现，至今已经十年，但是其仪式叙事与治疗的功能却为研究者所忽视。经中国知网检索，有关《亚鲁王》的研究论文已逾百篇，但鲜有论文涉及这一主题。笔者结合田野作业的经验对《亚鲁王》史诗及其仪式展演的治疗效力进行再考察，以期充分发掘和利用亚鲁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医疗能量。
一、仪式展演的精神治疗功能
生活在喀斯特山区的麻山苗族，存在这样的民间习俗，如果有人生病且病情不重，医院治疗，大多是请附近有名的歌师到家里做祛病仪式。歌师会唱诵《亚鲁王》的相关片断，然后再嘱咐家人为患者找些民间草药服用，多数人病情会有所好转。在歪寨村采访歌师岑万华时，他以自身的经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大歌师岑老二用祛病仪式改善了病情的。他说：“23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吃了苗族草药，也不见好转，医院，打了几天针，输了一个星期的液，但病情却日益加重，家里人感到失望，不打算再医治，就医院抬回家。我的母亲找来歌师岑老二。歌师先用一只鸡来占卜，岑老二看了鸡卦，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死不了，几天后元气应该就会恢复。’然后岑老二为我举行了近一个时辰的祛病仪式，几天后，我的病情果真得到好转。病愈之后，我和母亲商量，拜歌师岑老二为师，学习唱诵《亚鲁王》，等学成之后也用《亚鲁王》为病人治病。”
笔者田野采访歌师陈长林期间，恰好寨上的一个孩子生病了，说不出话来。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广东打工，由爷爷奶奶在家看护。两位老人赶到陈长林家，恳求他无论怎么忙都要过去看看。陈长林立马赶去，举行祛病仪式。他先摆设神案，然后将各种道具放在上面。道具很简单，一个鸡蛋、三棵芭茅草、一碗水、一根鸡卦、一把香、一叠纸钱。神案虽简却制造了神圣的仪式空间。接着陈长林点上香和纸钱，叩头三次之后，开始唱诵《亚鲁王》：“女祖宗们一次又一次造族人，男祖宗们一次再一次造万物。女祖宗造成最初的岁月，男祖宗又造接下的日子。造九次天，造九次人……亚鲁一岁就和小娃娃玩，亚鲁一岁就和小伙伴耍。亚鲁三岁跟人家去读吥，亚鲁三岁随别人去读书……老师讲天下，亚鲁知晓到天上。老师讲到天上，亚鲁知晓到天外祖奶奶的故乡。老师讲今生，亚鲁知前世。老师讲到前世，亚鲁王知晓后世。”然后陈长林咒祝祷告：“亚鲁亚鲁，我的老祖宗，保佑我儿孙。如今小儿病，后辈设酒肉，请祖来受用。祖来不白来，祖来不空来……赶走各路鬼，小孩安无恙。”陈长林一边念诵，一边晃动帽子，同时用木炭在鸡蛋上画符，在孩子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圈，将鸡蛋敲破，放到水里浸泡。他看了看鸡蛋分布的形状，将三根芭茅草往孩子的身上使劲抽打，打了三下，孩子苏醒过来，恢复正常了。显然，这用科学的理性是无法解释的。以唱诵《亚鲁王》史诗为核心组成部分的祛病仪式，在贵州麻山苗族人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它作为本土的、民间的治疗方法，并非可以包医百病，但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种民间祛病仪式如何发挥其独特的精神治疗功能，分析和探讨那些表面上看似不科学、非理性的案例背后蕴含着的科学的、理性的治疗原理，才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亚鲁王》史诗的精神治疗功能离不开神圣的仪式空间和仪式展演。彭兆荣指出：“通过仪式的举行、仪式的程序、仪式的程序交通等活动和行为不仅可以使疾病与造成‘疾病的因素’建立‘对话和交流关系’，人们通过仪式中的献祭、祈求、表演等行为方式或贿赂、或娱乐、或请求，或宴请祖先和神灵，以最终达到对疾病的治愈。”歌师进行仪式展演，必须先创建仪式空间，其程序包括：歌师头戴斗逢，肩扛大刀，讲述或唱诵《亚鲁王》，并辅以肢体动作以及种种乐器。这种仪式展演具有自我意识唤醒功能，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改善身心残障状况，因而具有治疗效果。仪式展演的重点是实施过程，而不是表演水平。
歌师陈长林在唱诵《亚鲁王》史诗之前，先要摆设神案，神案上要摆放各种道具，在神圣的仪式空间中举行祛病仪式。事实上，每一位歌师都是如此。宗地乡大地坝村蜂糖寨歌师韦国兴是一位典型的《亚鲁王》传承人，他不仅会唱诵《亚鲁王》史诗，而且还是东偌和宝目，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帮人家做法事。“年的七月半，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妻子的二嫂因为长期患病，那天病情突然加重，人已经奄奄一息，昏迷不醒。救人的事十万火急，但做东偌的法事要在夜晚进行，救命要紧，只有立马举行祛病仪式。后来患者的家属告诉我，在我用一只公鸡放在自己的头顶，然后用尖刀猛砍自己胸脯的接近一个多小时的法事过程中，其他的人都被吓得满头大汗，在此过程中，病人却不知不觉苏醒过来。”
祛病仪式的治疗效果如何？下面撮举几例。紫云县宗地乡坝绒村马寨韦小桥唱诵《亚鲁王》百多场，为病人举行祛病仪式上千次。宗地乡湾塘村竹林寨韦幺记12岁就跟随父亲出入葬礼，熟悉葬礼仪式中的各种程序，又跟父亲学会了做祛病仪式的技艺，14岁就开始在葬礼上唱诵《亚鲁王》，至今唱诵《亚鲁王》上千场，为病人举行祛病仪式上万次。宗地乡坝绒村摆通寨韦老王是当地上千名歌师中最有名的歌师之一，他自己说：“我为病人举行祛病仪式，次数已记不清了，但大概有一万多次了。”韦老王为病人举行祛病仪式后，80%以上的病人，病情都会有所好转。韦老王为病人举行祛病仪式，只举行一次，要是病人没有好转，韦老王医院检查，在医院治疗。
在麻山苗族地区，歌师通过制造神圣的仪式空间，进入恍惚的迷狂状态，神魂附体地唱诵展演，咒祝祷告，在仪式展演过程中，歌师构建了一种符号情境，它对人的身心具有治疗功能。在这里，仪式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诊疗手段，也是一种诊断的依据。
仪式展演的象征性对于任何疾病都是通用的，无论中西古今，莫不如此。人类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仅是观念的认知，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仪式的实践中。在远古时代，巫术仪式更是一种常见的治病手段，“夫初民之巫即医耳”。所谓“巫医”，即是说利用特殊的仪式和方术来治疗病症。苗族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苗谚说：“跳舞要跳芦笙舞，人越多来越欢乐，跳得黄灰起三丈，伤风咳嗽治得着”。何休注《公羊传》云：“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解诂》云：“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中国古代巫术》一书将巫术分为两类，广义的巫术包括禁忌、厌胜、预兆与占卜、交感巫术，狭义的巫术仅包括交感巫术。此外，巫术还与放蛊有联系。钱钟书说：“盖医始出巫，巫本行医。”这表明“巫”之治病早于医之治病，使人不死是巫觋的通天通神的本领，也是其职责使然。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巨著《金枝》对巫术、神话仪式等原始文化习俗以及相关的原始思维模式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比较研究世界各地古老习俗的基础上，依据泰勒的万物有灵论，提出了交感巫术原理，进一步把巫术的联想原则总结为以交感为基础的“相似律”和“接触律”。根据巫术的使用方法，可分为交感巫术（感应律）、模仿巫术（象征律）和反抗巫术（反抗律）。根据巫术所要达到的目的，可分为治病巫术、害人巫术（战争巫术）和恋爱巫术三种。维克多·特纳在《表演人类学》中指出，人类是一种表演的动物，“他在表演中向自己揭示自己”。在特纳看来，仪式展演是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在于帮助个体和社会解决精神方面的危机。无论是萨满教巫师、巫医都要表演舞蹈，这不是要表演者体验这种魔力，而是让这些魔力对那些心怀敬意的观众产生效果。舞蹈可以把魔力投射给观众，以之净化观众的心灵，以达到治疗的效果，使病人恢复活力和生气。
二、仪式语言的治疗功能
从祛病仪式的过程看，仪式治疗活动包括三个方面，即仪式空间、歌师和患者。歌师在舞蹈动作的同时，口诵《亚鲁王》史诗和咒语。《亚鲁王》史诗和相关的咒语在仪式性、法术性力量中彰显出神圣治疗的巨大潜力，沟通灵性的语词因此凸显出语言的魔力，产生神奇的疗效。
歌师唱诵的《亚鲁王》史诗包含了大量的亚鲁祖先故事。亚鲁王在娘胎里就具备了神性，具有神性的亚鲁王承担起开天辟地的伟业，他派儿媳嘎赛咏造了12个太阳、12个月亮，又派儿子卓玺彦去射掉多余的日月，只留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而在人世间的亚鲁王，只是一个一日三餐吃小米和红稗而艳羡糯米和大米的苗族首领。曾经屡战屡胜的亚鲁王得到龙心，部族的发展一帆风顺。后来龙心被诱骗，亚鲁战败。在迁徙途中亚鲁发现盐井，经过反复试验，制盐成功。由于他经营盐业生意兴隆，被两位兄长发现之后，盐井被抢夺。亚鲁率领族群历经千辛万苦迁徙来到荷布朵的地盘，以打铁技艺赢得荷布朵的信任，智取荷布朵王国。之后亚鲁率领族群继续往南迁徙，迁徙来到麻山地区，在石山区生息繁衍。
毕生致力于口语传统研究的人类学家理查德·鲍曼指出，“‘展演’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运用的方式，一种言述的风格——‘展演’其实是口语艺术领域中沟通表达的首要成份”。理查德·鲍曼所谓的“仪式展演”实际上是一种言语的交流与表述方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麻山苗族了解词语的神圣价值，深谙故事背后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并在仪式展演中反复运用。“杰出的语言天赋是一种神奇的事物，它能够导致或引发某种奇迹的发生，语言的魔力会施加到它所指涉的对象上，最终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唱诵史诗《亚鲁王》可以为人治病、消灾解难，这是积淀了数千年的巫术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在麻山苗族，为病人举行祛病仪式必须会唱诵《亚鲁王》，因为能唱诵《亚鲁王》是举行祛病仪式的基础，“谁有《亚鲁王》基础，在祛病仪式方面，往往能成为大师，在民间往往最能解决病人的疾苦。”祛病仪式过程中史诗的节奏和叙述者的语调在神秘的巫术氛围中营造了一种精神性的治疗空间，患者听着祖先亚鲁的故事，懂得亚鲁故事中的象征符号，他们与歌师一样进入恍惚的迷醉状态，全神贯注于故事的语言，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从中回味他们生活的意义，在这种神秘的氛围中所讲述的亚鲁故事发挥了精神治疗功能。当然这种疗效不是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治疗效果，而是对人的身心的整体治疗，是人的精神生态的协调发展。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认为，“讲故事对人来说就像是吃东西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其如此，事实上，饮食可使我们维生，而故事可使我们不枉此生。众多的故事使我们具备了人的身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没有什么东西能抗拒巫术的语词，诗语歌声能够推动月亮。”史诗的原生态形式在本土文化中与神灵信仰、仪式展演和音乐歌舞演唱密切联系在一起，将故事唱诵、仪式展演、民俗信仰、图像和道具、神圣医疗文化功能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亚鲁原型”：一种民间信仰治疗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对众多原型如出生原型、死亡原型、再生原型、力量原型、英雄原型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概念，认为集体无意识原型普遍存在于原始人的生活经验之中，保存在神话、史诗、传说和巫术之中。因为艺术是原始意象的象征，也是集体无意识的呈现，因此，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就好像回到了某种原型情境。“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神话、史诗、传说和巫术因为完整地保存了人类童年时代集体无意识的梦幻，因而成为一切文学艺术的发生地，同时它还具有一种释放精神迷惘的形而上冲动和超越现实生存困境的穿透力，从而为现代人提供了灵魂休养生息的家园。
事实上，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是不断重复的生活经验的积淀，它跨越了时空，对于所有民族、所有的人都是相通的。《亚鲁王》史诗世代传唱的主角亚鲁作为苗族的英雄和祖先，历来倍受麻山苗族崇敬，这种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观念，已经化为苗族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对亚鲁的信仰是西部方言区苗族社会的精神支柱”，不仅在丧葬仪式中要唱诵《亚鲁王》，在苗族的“四月八节”、“花山节”等节庆活动中，都要用歌舞的形式缅怀、追忆亚鲁王，而且在消灾解难的巫事活动中同样离不开唱诵《亚鲁王》。在苗族传统文化中，族群成员最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祖先是谁；最愿意听的故事是祖先的迁徙史、征战史和创业史；最不能忘记的英雄祖先是亚鲁王。“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唱诵史诗《亚鲁王》是作用于患病器官的一种心理学疗法。在仪式展演中，歌曲韵律和舞蹈让听众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史诗的内容和音韵被引入听众的身体、灵魂之中，听众通过创造过程的参与，来表达、释放、疏通情绪，从而治愈心理病患、残疾、障碍等疾病，正如英国的戏剧治疗师多洛丝·兰格丽（DorothyLangley）所说：“仪式通过催眠重置起到治疗和改变意识形态的作用。”《亚鲁王》史诗蕴含了麻山苗族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苗族的巫文化知识。苗族人认为，“亚鲁王是他们世代崇拜的祖先，浓郁的祖先崇拜使人们对亚鲁王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唱诵《亚鲁王》史诗，歌颂亚鲁王的丰功伟绩，亚鲁王的灵魂就能保佑现实世界的人渡过危险，生活平安无恙。”仪式治疗效果的发生离不开一种特殊的关系，即歌师与患者之间需要达成一种相互信任、相互默契的关系。在麻山苗族人眼中，唱诵《亚鲁王》史诗的歌师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智慧超群、能力超凡的苗族首领亚鲁王成长、征战、迁徙的系列故事。他们是史诗的展演者，是苗族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歌师在葬礼上为亡灵引路，扮演的是“巫师”或“鬼师”的角色，他们是亡灵的指路者。歌师即巫师，是苗族巫文化的活态符号，是苗族神秘巫文化的解码人，他们既是巫师又是民间医生，他们不仅能用《亚鲁王》安抚亡灵，传承古史，还可以诵唱《亚鲁王》治病。因此，“演唱、传承这部史诗的歌师在苗族人的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人们在相信史诗歌词具有神力的同时，也相信掌握了神圣史诗内容的歌师同样具有超自然的神力。”在麻山苗族地区，《亚鲁王》史诗具有恢复精神平衡和生命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维护完整的人性。为了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唱诵《亚鲁王》史诗时需要举行特殊的仪式与祖先和神灵沟通，可见，《亚鲁王》史诗的治疗功能融汇了祖先和神灵的观念，是一种民间信仰治疗。
四、文学的精神治疗功能再发掘
从唱诵《亚鲁王》史诗及其仪式展演的疗效可知，口头叙事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能量和治疗效果。如今文学叙事能够拯救现代人身心的实用功能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被发现，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皮影戏，美洲土著人的“圣环”等在对故事的反复讲述中实现治疗功能。从历史上来看，巫仪的治疗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因为人类的生命是与疾病相伴而来的。世界上曾经发生过毁灭人类的山洪、地震、火山等自然灾难，疾病也曾经对人类社会形成灭顶之灾。薄迦丘在《十日谈》中用席卷欧洲的“大瘟疫”作为全书的“楔子”，显然这是人类对疾病的强烈记忆。文艺治疗的古老功能，“被现代性的文学观与文学论遮蔽，已经被遗忘了一二百年。”在文学人类学视野下，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的故事治疗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提供了理想的憧憬，同时也为文艺治疗提供再发现和重估的机会。
叶舒宪在《文学人类学教程》一书中以文化并置的方式，例举了八个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民族志个案来阐释文学治疗的基本原理，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它们分别是：印度《阿达婆吠陀》的治病咒诗、布农族的祷诗治疗仪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玛纳斯》的萨满治疗、哈萨克祛病的阿尔包歌、殷商的文学治疗、蒙古萨满教的文化病因学、《阿鼓姐与藏传六字真言》等。从文学史来看，巫医不分及其文艺治疗的案例相当丰富。
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认为，“东周（前—）《楚辞》萨满诗歌及其对萨满和他们升降的描述，和其中对走失的灵魂的召唤。这一类的证据指向在重视天地贯通的中国古代的信仰与仪式体系的核心的中国古代的萨满教。”这就肯定了艺术本来就有的巫术功能以及它们与史前萨满教之间的历史联系。艾利亚德的专著《萨满教》（）将屈原的《楚辞》置于萨满教的想象致幻的宗教学背景中进行阐释。日本的藤野岩友从巫术的视角来探究《楚辞》，明确称之为“巫系文学”，他指出：“笔者向祭祀寻觅文学的起源。祭祀时，有以巫为中介的人对神和神对人之辞……《离骚》《天问》《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可以说是由此起源的。”“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孔子在齐，闻习韶乐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这些诗句说明了音乐对个体的精神感召能量。《黄帝内经》里的“中医神话”以及我国古代的“养气”说，倡导“气”的调节和平衡，用“诗教”、“文气”、“艺境”等方式来陶冶性情，以达到治愈疾病、健全身心的目的。西汉时期枚乘的《七发》写吴客用七种虚拟情境，以“解惑”为治疗手段，治好了楚太子的病，其疗效为针灸药石所不及。西汉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者，以管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反映了苗族先民用“神药两解”之法防治并治疗疾病的效果。
在西方，关于文艺治疗以及巫医不分的成功案例则不胜枚举。弗雷泽在《金枝》中例举了大量巫仪治病的例子，兹举二例。一是在刚果，“一个人的灵魂被认为会在他生病的时候离开躯体。这时人们就会找巫师来帮忙，使游离的灵魂回到躯体内。通常巫师会说灵魂躲在某棵树内，巫师带领村民们来到树前，由一位身体最好的人把那棵树劈开，随后树枝被大家抬回镇上的病人的房屋，和病人并排放在一起，然后随着巫师对树枝念咒语，灵魂就会回到躯体内。”在古印度，人们精心设计一个仪式来治疗黄疸病，“把病人身上的黄色转移到带黄色的动物或别的东西（如阳光）上，并把健康的红色从一个强壮的、生机勃勃的红色公牛传递给病人。与此同时，巫师大声吟唱：‘让你痛苦的黄疸病到太阳那里去吧！我们用公牛的红色保护你，使你免于伤痛，使你从黄色之中解脱出来，使你长寿。母牛之神罗希尼的红色更加鲜红，在它的包裹下，你会感受到她的神体，她的神力会将你的黄疸病转给鹦鹉、画眉或黄色的鹡鸰！’”为了使这位肤色灰黄的病人拥有健康的红色皮肤，巫师在吟唱的同时，还要让病人喝下混有红色公牛毛的水：巫师先把水淋到红色公牛的脊背上，让病人吮吸，然后让病人坐在红色公牛皮上，并把一小块红色公牛皮绑在病人身上。
在阿拉伯地区，聪明的少女山鲁佐德日日夜夜给陷入精神失常而不能自拔的国王讲述故事，结果治愈了国王的精神分裂症，山鲁佐德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国王施行“谈话治疗”，使得无数的无辜者不再沦为杀人魔王的牺牲品。这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由来。纳伐鹤人记载了不少有关草原狼的故事，“在无序和混乱给人带来痛苦之时，这些故事是用于重新组织和整合事物的一种药物。”草原狼的故事因此被纳伐鹤人用于治疗仪式的咒语。
当今以“游戏治疗”“戏剧治疗”“故事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哲学治疗”“人文治疗”“文化治疗”冠名的治疗方式不绝如缕地涌现。文艺的治疗功能已经为医学研究所证明。世界音乐治疗联盟主席汉斯－赫尔穆特在《音乐治疗》中援引医学家斯宾特格的研究理论，提出“音乐刺激有减缓压力和减轻疼痛的效果”，具体表现在：（1）心血管：降低心跳速率、降低动脉血压、抗心率不齐；（2）减少每分钟呼吸量、减少氧气消防量、协调的节奏同步；（3）减少释放：儿茶酚胺（Katecholamin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皮质醇（Cortisol）、催乳素（Peolaktin）等。
从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视野对这一现象背后的信仰和精神生态进行再发掘，我们不难发现，出自巫觋之口的神话、咒语和史诗虽然具有诗的形态特质，但其目的不在审美，而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比如湘西巫觋的肚痛化水咒叙述说：“东方一个海，海上九条牛。九牛十八变，五雷坐当头。左边化金刀，右边化金枪。龙来龙退爪，虎来虎退皮。青山百鸟退毛。头痛头要退，肚痛肚要退，脚痛脚要退，热处退凉，肿处退消，痛处退散。若还不退，奉请五百蛮雷来辟。”这一咒语虽然具有诗的特质，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是一首“治疗诗”。美罗伊·莫雷尔指出，“悲剧这种文学模式同精神病医师用于临床的治疗手段有相通之处。”因此，回归到文学的治疗功能时，我们更能理解“文学即人学”的精神实质。
结语
值得指出的是，《亚鲁王》史诗的仪式叙事治疗作为本土的、民间的治疗方法并非可以包医百病，其治疗功能主要体现在情操陶冶、心理安抚、心情平复、修心养性、艺术培养和体育锻炼等方面，是一种对患者整体身心平衡的精神治疗，如遇大病、医院治疗的。医院没有治好，却通过祛病仪式缓解病情的案例，原因是多方面的，医院诊断不明延误了病情，医院治疗期间，病人自身对疾病畏惧、患者内心的积极治疗欲望未被唤醒等。本文从仪式展演、仪式语言、民间信仰治疗三个维度，剖析了以唱诵《亚鲁王》史诗为核心组成部分的祛病仪式是如何有效发挥文学与叙事的精神治疗功能的。
当今有关文艺治疗功能的研究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后现代心理治疗学与文学叙事理论相结合，催生出“叙事治疗学（narrativepsychotherapy）”。所谓叙事治疗学，即是指治疗师通过倾听患者的故事，运用谈话沟通的方法，使得患者郁闷于心的问题外显出来，引导他（她）重构积极的人生故事，从而唤起患者发生人格转变的内在精神力量。文学与叙事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发挥了救治现代人身心的实用功能。
在苗族的传统社会生活中，《亚鲁王》与人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不仅在葬礼上唱诵《亚鲁王》，而且在婚礼嫁娶、农事安排、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以及消灾解难的巫事活动中，也要唱诵《亚鲁王》，希望借助其神力为祈求者解除病苦、消灾解难。沟通神灵的歌师，原本就是苗族神圣的民间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中介，《亚鲁王》的唱词更是蕴含着苗族人的宇宙观念，歌师通过包含着唱词、空间陈设、舞蹈音乐动作等在内的“仪式展演”，将原本就尊崇亚鲁文化的患者纳入到一种积极的心理干预环境中。而精神治疗的首要前提就是患者务必在潜意识里进入治疗氛围，以唱诵《亚鲁王》史诗为核心组成部分的祛病仪式实质上是亚鲁文化功能的一种显性表现，《亚鲁王》史诗及其仪式展演有着巨大的文化认同作用和精神感召效力。21世纪才为世人所知的苗族史诗《亚鲁王》作为文学想象与叙事治疗的统一体，其精神治疗功能为文学治疗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鲜活的本土经验与地方性知识。
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略去
原文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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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熙，男，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
文章推荐：戚晓萍（甘肃省社科院文化所）图文编辑：王天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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