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杞县，一位老村医使用的“毒针头”，让近千名村民感染了丙肝——一种容易因输血感染的病毒性肝炎，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
这场当地官方不肯承认的医源性丙肝疫情，源自河南省东部的开封市杞县圉镇，东汉女诗人蔡文姬的故乡。疫情共涉及至少多人，波及多个乡镇，重灾区在圉镇的荆岗村。全村余人，至少人感染。至今，共有个患者委托了代理人，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中有87个未成年人。
荆岗村是圉镇最大的村庄，距离开封市约4个小时的车程，农舍隐藏在国道两旁辽阔的麦田尽头，杨林深处。肇事的村医名叫李俊超，行医已有30余年，在当地以“医术高”闻名，邻近村庄甚至县城都有人来看病。
诊所在荆岗村西头，三间平房，有两间专供输液。斑驳的旧砖墙上有几根麻绳和铁丝，垂下生锈的铁钩，用于挂吊瓶。据患者的诉讼代理人李玉民介绍，从年起，李俊超开始重复使用成本仅1元的一次性注射器。之后荆岗村陆续有人感染了丙肝。到了年初，医院的医生一看到来自荆岗村的病人，就问“是否在村里西边诊所打过吊针”，并且建议他们先做丙肝检查。
尽管疫情早已浮现，但并没有被及时上报。李俊超诊所一如既往地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丙肝在多个村庄蔓延。
年4月，几名丙肝患者向开封市疾控部门报告。5月31日，李俊超被公安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非法行医。
年，李俊超被检察院起诉到尉氏县法院。但是，丙肝患者们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被拒绝受理。至今，民事诉讼案件在尉氏县法院、杞县法院和开封市法院之间被“踢皮球”。
检方指控李俊超在没有医疗机构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家中行医，严重违反医疗规程，在为部分患者输液时，重复使用一次性输液管，致使多人感染上丙型肝炎。
至今，该案尚未开庭审理。无论李俊超最终被如何定罪量刑，都无法挽回这场丙肝疫情摧残的人生和家庭。
村医“毒针头”引发丙肝疫情，在河南省境内，杞县并非孤例。年底，永城市马桥镇苗浅村的吴文义诊所，即因重复使用针头引发丙肝聚集性疫情，导致上百人感染，并殃及临省的安徽亳州市涡阳县（相关报道参见本刊年第47期、48期“皖豫丙肝暴发”“丙肝疫情背后”“河南丙肝防控遗憾”）。
永城丙肝疫情因为牵涉周边省份才被及时披露。而杞县疫情，尽管规模更大，却至今不为外界所知。
村医李俊超李俊超今年59岁，是荆岗村的村民。他初医院工作10年。然后回到老家开个人诊所，主治肝炎、心脑血管和内科病。后来，他儿子也从医，医院工作。
荆岗村有6家私人诊所，李俊超生意最好。至今，人们都习惯喊他“俊超”，认为他的医术最能“唱响”。曾经在荆岗村行医8年的孔先生说，村医的收入和医术有关，虽然“同行无朋友”，但他承认李俊超的病号确实比他多。年，他阑尾炎发作，疼痛难忍，也找李俊超止痛。李俊超给他输液，阑尾炎治好了，却感染了丙肝。
李俊超最挣钱的业务是治疗黄疸型肝炎和心脑血管病。治疗黄疸，大约收费1万元，天的疗程，每天输液一次，一次90元到元。治疗心脑血管病，当地人称之为“冲血管”，即输液降血脂，一次收费50元。尽管收费并不便宜，且不能报销，但病人仍络绎不绝。乡村诊所适应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大部分农民习惯在村里看病。去医院住院，要提前垫钱，不能欠账。找村医可以一天一付，还可以拖欠。另外，医院繁多的检查项目也让农民望而生畏。李俊超常对病人说，“医院做检查的钱，就能在我这把病看好了”。
李俊超案发后，荆岗村卫生所的生意比以往好了很多。有村民说，卫生所和其他诊所都比李俊超的强，注射时医生会在病人面前撕开一次性注射器的塑料袋。
而李俊超的诊所里挂着两张旧棉被当门帘，他的亲戚宋春玲当护士，负责配药水。村民说，以前，如果病人揭开门帘，他们的脸就会拉得很长，让人害怕。每次都是他们提着已插上注射针头的药水瓶走出来，给门帘外面等候的病人打针。
李俊超后来向侦查机关承认，他从医40年，过去给人打针都是用一个针管，消毒也就是用热水冲一下，但也没见传染病大流行。他自称，对丙肝这个病认识不足，凭老经验，觉得最多感染上黄疸肝炎。对于黄疸肝炎，他认为自己有多年的行医经验，能够治好。
李俊超承认，自年起他开始重复使用一次性输液管，“有的输液管上午用了，下午又继续使用”，也不知道哪位病人携带丙肝病毒，“将这部分使用过的输液管再给别人输液，当然能传染上丙肝”。荆岗村四组村民离李俊超诊所最近，去输液的人最多，患丙肝的比例也最高。多人中至少60人感染。
丙肝蔓延李素（化名）就是这样感染上丙肝的。年6月，她扁桃体发炎，在李俊超诊所输液一个星期。20多天之后，她小便发黄，眼睛有血丝。后来，医院检查，发现得了丙肝。当时，她并没有怀疑李俊超，又回李俊超的诊所治疗，一共花了元。
李素担心自己的病传染给两个孩子，医院检查，没查出丙肝病毒。之后，孩子得了感冒，就到李俊超的诊所输液。她说，那是孩子们惟一输过液的地方。年6月，当地丙肝疫情曝光，她的两个孩子均查出携带丙肝病毒，那时她才恍然醒悟。
60多岁的荆岗村村民乔新兰，年在李俊超诊所输液治胃病。后来她觉得腹部“发沉”，在医院查出肝功不正常。由于李俊超擅长治疗肝炎，她就去输液，天，每天90元。
输液后乔新兰的病仍未见好转，随后，她和同组的一个医院同时被查出得了丙肝。同一年，乔新兰的孙女感冒咳嗽，放学后去李俊超诊所看病输液，感染了丙肝。她的儿子有一次喝醉，去李俊超诊所输液，也感染了丙肝。如今，乔新兰家主要靠没患病的老伴和儿媳妇在外打工挣钱。
因担心被歧视，乔新兰等最初的丙肝患者都不敢对外说得了丙肝，也没怀疑是在李俊超的诊所感染。不知情的村民继续在那里输液，李俊超曾对她们说，十组的人贪吃，去喝喜酒的时候全家出动，容易感染上丙肝。
年夏天，李俊超被逮捕，诊所也被查封。对于数百丙肝患者而言，真相来得太迟了。愤怒的人群把李俊超的家和诊所都砸成废墟，满地是碎砖断瓦。当时，虽有警察到场，却不敢阻拦。“李俊超的孙子和我女儿一样大，当时才一岁多。他怎么下得了手？把他家几代都杀光，都无法让我解恨。”村民董某说。
纵使发泄了愤怒，但这些丙肝患者的人生，已经一片狼藉，无从收拾。
他们普遍因病致贫，背负债务，或被亲人嫌弃，或被恋人抛弃，而且被各种并发症折磨，例如耳聋、甲亢、胃病等。很多小孩也携带病毒，需要反复住院，长期注射丙肝干扰素，胃口差，轻易发烧。还有被查出携带丙肝病毒的孕妇，因害怕母婴传染，被迫放弃胎儿，有人甚至从此绝育。
疫情曝光出事后，李俊超向公安机关供述，年过了年后，他就开始使用旧的注射器。有时候用输液水冲一冲就算是消毒了。当年，他发现不少黄疸肝炎病人，有些人已经携带病毒，但没出现症状。他承认，他们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用在其他人身上会感染。
曾在荆岗村行医8年的孔先生说，一般来说，一次性注射器的1元钱成本都由病人自己承担，医生不会为了省这1元钱而反复使用注射器。很多村民对此持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李俊超是为了让更多的肝炎病人到他那看病，才如此“黑心”。维权村民们的代理人认为，李俊超应该是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是，李俊超非法行医案还没开庭审理，他是否有使用“毒针头”制造更多肝炎病人的犯罪动机，目前还未被证实。
李俊超使用“毒针头”的时间逾两年，附近村庄逐渐出现丙肝病人。年2月，丙肝流言在村里出现，“在李俊超诊所打针，打一个，中一个”。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甚至到5月底李俊超的诊所被查封了，还有人去拍门求医。
年4月17日，有个村民赵某去开封医院检查。医生一看，是荆岗村村民，就建议她先去查丙肝病毒，并告知，“你们村已经有40多个人在那个私人诊所感染上丙肝了”。
第二天，她去取检查结果，得知是丙肝。医院的门口，碰上同村的其他5个人。大家见面，先是沉默，然后各找借口。后来，有人大吼一声，“别装了，我们得的都是丙肝”。
就这样，荆岗村的丙肝疫情偶然地撕裂了黑幕。当天，这几个村民给开封市疾控中心打电话，报告了疫情。他们私下了解，村里应该有多个丙肝患者。
当天下午，开封市和杞县的疾控部门安排人进村了解情况，但没多少村民敢承认自己得了丙肝。调查组的人称，那几个村民报告的疫情不属实。
那几个村民不放弃，第二天继续给开封市疾控部门的科长打电话，并且提供了多个患者的名单。次日中午，由分管卫生的副县长带队，继续进村调查。他们在卫生所找了约10个丙肝患者问话，并看了他们的丙肝化验单。当时，李俊超也在场。
次日中午，李俊超找到参与报告疫情的一个村民。他半跪着恳请对方不要曝光，“以后不会亏待你”。
后来，李俊超的诊所被卫生局查封，并被行政罚款4元。5月，医院为曾在李俊超诊所输液的村民采血化验。排队的村民太多了，以至于医生准备的一次性抽血设备不够用。
6月1日起，村委会组织村民坐上4辆大巴，进县城检查。4天内，就查出了多个丙肝患者（尚不包括抗体为阳性，暂无病毒者）。
荆岗村在外打工或者读书的人，也都纷纷回家检查。被查出病毒量较大的患者，立刻住院治疗。政府承诺，住院的费用能报销。但患者注射了丙肝干扰素后引发的很多并发症，其治疗费用不能%报销。
善后难题对于疫情原因，年8月，杞县卫生局在给公安局《关于李俊超非法行医案要求协查补充材料的复函》称，“判定为医源性感染依据不足，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其理由是，丙肝病人发病时间不一致，就诊单位不固定，举报人和在该诊所就诊的人群无法对李俊超重复使用针头的情况进行质证。该函称，目前无法界定丙肝发病与诊所的因果关系，经SAS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单因素分析，女性、共同生活中有丙肝携带者，曾穿耳洞等为其危险因素。分析结果未显示与医源性感染有关，同时也有部分病例可能与小诊所口腔治疗、静脉输液和母婴及性传播等多因素有关。
这样的说法未能取信于民。有村民质疑，“80多个孩子，没拔牙，也没打耳洞，为什么去李俊超诊所输液了，就得了丙肝？”
村民们介绍，在疫情刚爆发时，住院时有医生问过他们是否献过血，拔过牙，是否去李俊超诊所输过液。在李俊超被抓之前，大概有10个患者在村卫生所接受过公安局、卫生和疾控部门的问话，是否在李俊超诊所输过液。后来，并没有疾控部门的人找过更多的患者。
据专家介绍，通过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的病毒类型分析，完全可以确定丙肝的感染源。村民们认为，当地的卫生部门一直没有启动这些措施，却轻率地做出前述判断。至于官方后来的“进一步调查核实”结果，村民们也无从知晓。
年7月2日，多名丙肝患者在杞县县委大院门口上访，要求得到免费治疗，提出异地就诊也能报销等要求。杞县县委、县政府在年8月26日召开专题会议，对圉镇荆岗村丙肝问题做出集中救治、集中报补、定期检查和帮扶救助的处理决定。
医院，医院发生的部分医药费。以前，村民去报销，部分费用被莫名其妙地拒绝，他们就继续上访，要求政府公开可报销的药物清单。他们相信，“老百姓闹腾几天，（政府）就管几天；不闹腾，就不管”。
有一次，多个村民坐着十几辆农用三轮车去郑州上访，要求更好的治疗方案和异地就诊的报销。省政府答应，半个月给出处理办法。等不到答复，40多天之后，数百个村民再次挤上农用三轮车，去郑州上访。杞县官方早已安排了几十辆公共汽车和武警消防车截访。夜里9点多，满载访民的三轮车在路边加油，被截访的汽车追上。当天晚上，访民们被关押在几个中学的教室里面，被要求承诺不再上访，签字画押，才放人。而且，如果再上访，将不给报销。
第二天中午，访民们被陆续放出。此后，荆岗村的丙肝患者再也没有大规模的上访行动。8个丙肝患者自愿担任上访代表和诉讼代表，他们结伴去北京，去卫生部（现卫计委）、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上访。得到的答复是，“当地政府解决吧”。在进京上访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一个“好心人”。卫生部的一个接访人员说帮他们找个“有正义感的律师”，并把律师的手机号写给了他们。从那以后，名丙肝患者的维权走上司法的理性方向。
年4月，李俊超因非法行医罪被公诉到杞县周边的尉氏县法院。据民事诉讼代表李元得称，曾有多个丙肝患者到法院做了受害人登记，其中包括婴儿、儿童和孕妇。有部分人不愿意公开病情，就没登记或者登记后又放弃索赔。最后，共有多个丙肝患者参与索赔诉讼。但是，丙肝患者们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被法院拒绝受理。
年年初，当记者在圉镇采访时，数百个村民拿着丙肝化验报告单或者住院凭证前来倾诉。
杞县食安委常务副主任李庆义向财新记者表示，事情已过去近两年，村医都被抓起来了。他还说，卫生部、省卫生厅都认为杞县对丙肝事件处理到位。
自从年夏天之后，打干扰素，降病毒，已经成为圉镇荆岗村的生活内容。每天放学，在村卫生所、镇卫生院都有学生在排队打针。他们非常熟练地拉下裤子，把头侧向一旁。在针头扎入的时候，脸蛋的肌肉不由自主地颤抖一下。也有很多孩子是被家长强行拉去打针，一路哭闹。
长期注射干扰素让人降低食欲，胃疼、甲亢、耳聋、疲惫和腿疼等。如果要缓解这些副作用，必须配套服用一些药品，但效果好的药品未在报销范围内。
丙肝导致很多家庭的经济陷于崩溃，亲情疏离。“去到亲戚家，人家不和你一个桌子吃饭。吃了饭，人家还把你用过的碗筷扔掉。”村民李如英（音）最难过的是，女儿在学校也受到歧视，别的家长不让孩子和她女儿靠近。
尽管政府提供免费注射干扰素，但很多家长不敢登记孩子的名字。他们担心病情被公开，孩子以后难以婚嫁。■
遥远的丙肝人生记者罗洁琪年春节前，我去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荆岗村调查丙肝疫情。那个村庄距离郑州市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采访之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很遥远，像一个孤岛。村中的丙肝疫情已有3年多，却一直难以逃脱“维稳”的笼牢。在笼牢里，各种疼痛、忧愁、惶恐、无奈和挣扎，已经成为数百个丙肝患者的人生。
（一）出发前，张进说，希望写出当地村民的生存状态和疫情的背景，要有厚重感。我选择住在村庄里，和丙肝患者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
那是麦田包围的村庄，仿佛连绵成片的田野才是主角，农舍不过是点缀。农舍之间，隔着杨树林和大坑式的荒地。那几天，天气极其寒冷，一位村民开着电动三轮车带我去采访丙肝患者。三轮车后面有个折叠小板凳，我坐在上面，裹着棉被，一路颠簸。清晨穿越浓雾，夜里走过漆黑。
我住在丙肝患者家里，心里曾犹豫是否要用自己带来的饭盒。一位北京的临床医生对我说，母婴传播、体液、血液都可能传染，而唾沫也属于体液。于是，我随身带了四十多个医用口罩、杯子和饭盒。
后来，一位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说，采访谈话不必戴口罩，共同吃饭也不会传染，让我放心。
于是，我没有任何防护地采访了很多丙肝患者。尽管如此，并不说明我真的放心。那几天，我都生活在对丙肝病毒的恐惧当中。甚至，当我写这篇手记的时候，都在想，以后要做一下丙肝检查。我怕影响自己的女儿，担心万一得病，活得有气无力。也担心，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生二胎，却感染了丙肝。
荆岗村村民不烧炕。夜里极度寒冷，冰冷的空气简直快要让血液停止流动。寒风不知道从哪个缝隙钻进来，呼呼作响。我用棉被盖住头，一边打冷战，一边胡思乱想。
白天采访的时候，无数村民说，害怕孩子日后难以嫁娶，难以谋生，而他们也将老无所依。也有村民说，一家四口都在村医李俊超诊所看过病，输过液，所以全得了丙肝。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医院走廊里抱头痛哭。
夜里，我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才能回味出那种绝望。
有时候，窗外的马路突然亮起车辆的灯光，我就会担心是不是有政府官员找上门来了。
后来，只有一个村卫生所的女医生找来。她认为我白天在卫生所拍照片是为了害她。她，不过是政府指定为村民注射免费干扰素的医生而已，对疫情毫无责任。
可是，她恐惧，尽管她也说不清恐惧什么。那个晚上，在我住的房子门口，她双手勒着我的围巾，竭斯底里地大声哭喊。可是，我竟然很冷静，脑子里还闪过一个疑问，“难道她想勒死我吗？“
当地政府没有依法处理这场疫情，用“维稳”的思维来打压和掩饰。他们殴打患丙肝的上访者，要求他们签字承诺不上访。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的第二天，就有村民给我打电话说，公安局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
所以，我理解那个女医生的恐惧。我对她没有记恨。
就这样，神经兮兮，饥寒交迫，数夜无眠。
（二）清晨，冰冷的浓雾将整个村子笼罩了，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像一个神秘的魔幻世界。站在屋子门口，甚至看不清马路对面的麦田。我走进田野，发现白露成霜。
在农舍露天的院子里，围着燃烧的柴火，我采访着陆续而来的丙肝患者。我坐在矮小的板凳上，隔着袅袅的青烟和他们谈话，一边红着眼睛，一边敲打键盘。偶尔抬头，能看到院子墙外高大的杨树和清冷的天空。
故事的情节雷同，都是关于在年至年间，他们在村边西头的李俊超诊所输液治病。从年开始，村医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村民们染上了丙肝。
村医李俊超擅长治疗黄疸型肝炎。每个疗程的治疗收费约1万元。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怀疑，他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肝炎病人而起了“黑心”。年，村医被起诉了非法行医罪。如今，该案尚未开庭，其犯罪的动机未能确证。
重复的情节，寒冷的天气，偶尔会让我不耐心，怀疑自己失去了可以被感动的心性。甚至当一些老人和妇女在我面前哭泣，我也没觉得那是悲痛，只不过是一种痛过之后的忧愁。
是的，我来晚了。年夏天，悲痛已经发生了。那时候，约7个乡村，共多人被突然查出丙肝病毒，一种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传染病。很多人要立即住院，医院的走廊里都注满了病人，甚至一张病床，躺着几个病人。
当我得知疫情，进村采访，已是年1月。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焦虑，经济的贫困，歧视的眼光，对未来的忧虑，成为了丙肝患者的日常生活内容。
（三）春节假期之末，我在家乡的小镇写稿，反复看采访笔记，无数次重写文章的开头。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我觉得顾此失彼。
离家前的最后一夜，下起雨来，特别凄凉。我在窗边继续写稿。窗外是宽阔的江水，脚下是一盆冒烟的炭火，我再次红着眼睛敲打键盘。
清晨6点多，突然惊醒，发现自己竟然在坐姿中睡着了。电脑屏幕，闪亮着刚写完的孕妇患者故事。
最后，因版面缘故，她和其他一些人的故事被删除了。
她是让我难忘的采访对象。
年，她在村医李俊超诊所输液治感冒。后来被查出丙肝抗体为阳性，但是没有病毒。结婚前，她把病情告诉了当时的男友。
男友没嫌弃，仍然和她在一起。
后来，他要和她生孩子。医生说，剖腹产可以降低孩子得病的几率。
年，怀孕6个月时，她被查出有丙肝病毒。她说，“那时候，已经有胎动了。我从来没想过不要他，情愿这辈子只要这一个孩子。世界上没有治不了的病”。
她接受我采访时，我帮她抱了一会儿孩子，一个丙肝抗体也是阳性的婴儿。
她向我倾诉了很多，关于被丙肝改写的人生。我没能找到一种感觉，用更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那些人的故事。我自问，是否内心适应了悲剧。
发稿前，我采访了杞县的副县级干部、卫生局局长和开封市的卫生局副局长。那个副县级干部，“老表，这个事情过去两年了，村医也抓了，你还采访干嘛？你说吧，你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知道，两年了，为什么还没能确定疫情的感染源？”
他生气地说，“你再这样纠缠，我就挂电话了。”后来，他真的挂了。
他比那个副局长好一点。那个副局长在接通电话后，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好酒量”，第二句话是回答我的：“我正在开会”。第三句话是，“丙肝的事情，和我无关”。
打完电话，我替那些丙肝患者的未来感到悲观。■
记者罗洁琪赞赏
